“尽管市场竞争天经地义，但竞争应该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损伤用户的利益，这也是我们的初衷。经过几天的思考，我们决定为了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而将这样的竞争暂放一边，相信这与主管部门的诉求也是充分一致的。”
3月3日下午，快的打车联合支付宝钱包发出“致用户的一封信”，在信中，快的打车放低姿态，相应降低了补贴标准，并宣布从3月5日起在北京试点老年人免费打车的公益活动。
3个月来，快的、嘀嘀这对冤家竞相提价的补贴行为将打车市场闹得沸沸扬扬，也惊动了监管层，尽管幸福了部分打车乘客，但恶性竞争终究不是行业发展的长久之计，快的打车最先挑起的补贴战火，也选择最先扑灭。
但无论如何，在快的打车、嘀嘀打车几轮狂轰乱炸之下，出租车司机的工作生态以及老百姓的打车行为已经发生了深入的变革。
补贴营销的“罪与罚”
“现在的人，都太现实了，这两天补贴下降了，用打车软件的人都少了很多。”2月中旬，在广州，一位出租车司机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在当时的那段时间，嘀嘀打车将补贴从原来的10元下降到了5元，但随后，嘀嘀打车见快的打车并未因此收手，进而又提高了补贴标准。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快的和嘀嘀的火爆绝大部分缘于一轮又一轮竞争性的补贴行为，快的打车甚至声称“给乘客的奖励永远比同行多1元”。
快的打车CEO吕传伟此前曾表示，从活动效果来看，打车软件这个市场需要实打实的政策，实打实的服务。快的之所以能取得目前的成绩，正是因为在这一点上起得早，跑得快，走得远。
打车软件的补贴行为最早从快的打车开始，其从去年12月份联合支付宝率先在北京试行将移动支付接入打车服务，首单体验赠送话费，嘀嘀打车随后迅速跟进，补贴大战一发不可收拾，多轮提价，一直延续到现在。
昨日，快的打车在上述公开信中承认：“为了让大家认识打车软件及移动支付的便捷，我们采取了现金补贴的优惠措施，伴随着同行的跟进，最终成为一场举国关注的打车大战。”与此同时，快的也不忘夸耀一下自己：“快的打车的用户数、订单量因这场大战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行业第一的地位也因此进一步稳固。”
但嘀嘀打车并不承认快的自封的行业第一。3月3日上午，嘀嘀打车运营副总裁张晶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嘀嘀打车目前对乘客的补贴形式是每单立减12~20元，每天3单，补贴暂时无截止日期，而在司机端不同城市补贴则不一样。”
“我们一直关注平台健康和行业发展，希望能实现乘客、出租车司机和平台之间的多赢，同时也希望用户能养成使用‘嘀嘀打车+微信支付’的出行和支付习惯。”张晶说。
这种死咬着对方不放的行径连马云都看不下去了。近日，马云在来往说：“打车软件的朋友们，你们还想打多久啊？建议你们坐下来喝杯茶，商量一下，下一步如何干得更智慧点。”
事实上，补贴本身并不存在问题，快的打车一位内部人士对本报记者分析，补贴就是一种广告行为，但补贴的模式比在媒体上发布广告要来得更直接、更有效。
“几年前的一个数据显示：电商行业获取一个新的客户，成本是200~300元，移动端获取新客户的成本是150元。相比来说，打车软件补贴十几元就可以获得一个新客户，这是很划算的了。”他说。
问题在于两者类似于打架式的竞争方式，正如马云所说，“两个蛮汉打架，街上看热闹的人多，绝对不要认为别人在看比赛，别人是在看笑话。”
出租车行业的新生态
无论是看比赛，还是看笑话，两个打车软件的竞争令出租车司机和乘客等一干老百姓忙得不亦乐乎。
在杭州，出租车司机李师傅的车内可谓全副武装，他的方向盘周边配备了三部智能手机，包括两部三星、一部苹果，他告诉本报记者，一部手机是用来抢快的的单，一部用来抢嘀嘀的单，还有一部是开着微信用来接收他所在的V车队分配的活儿。
另外，他还在车内装了4G的WIFI网络，一方面供应这三部手机，另一方面方便乘车用支付宝或微信支付来付车费。
他说，很多年轻的出租车司机都是他这样的装备，“我们在杭州开出租车，以前一个月也就4000多元的收入，有了这三部手机，如今的收入是以前的2倍。”
在杭州，一小群来自不同出租车公司的司机自发组成了一个小团队，被称之为“V车队”，他们有自己的服务标准，内部分工明确，该团队的出租车司机将服务过的乘客加入一个微信群，下次该乘客就可以通过微信群来打车。
尽管是通过微信群来预约，但也可以用支付宝钱包付款，或用微信支付来付款，另外，车上配备了支付宝印发的带有司机个人信息的二维码工牌，乘客还可以选择直接扫码支付。
李师傅告诉本报记者，他提高收入的秘诀是：降低空车率，多抢去机场的活儿。
而为了抢去机场的活儿，李师傅即便是在开车的过程中也不断地扫视、点击三部手机，查找乘客位置，收听乘客的语音留言，抢到单以后，还需要一边开车一边电话乘客，以确认上车的具体地点。
尽管李师傅认为这就是他新的工作状态，而且这种工作状态为他增加了近一倍的收入，但其中却衍生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甚至连打车软件本身都始料不及。
一方面，关于打车软件的乘客投诉越来越多，比如司机挑客、对路边招手的市民视若无睹，甚至马云也在抱怨很多不会用手机打车的老人都打不到车了。“这个问题确实不在我们预料之中，相信也并不在我们同行的预料之中。”快的打车在公开信中写道。
另一方面，打车软件由于各种原因运作不畅，导致乘客在移动端付了车费而司机却收不到的情况也极易引起客户的投诉。
“有一次，有位乘客用微信支付来付车费，他已经付款成功了，我这边就是收不到，我们一起研究了很长时间，后来，为了不耽误乘客的时间，我只好让他走了，两天之后，我才收到钱到账信息，这些打车软件有时也不好用。”上述广州的出租车司机对本报记者抱怨说。
同时，司机一边开车一边联系乘客的行为也明显违背了新交规的规定。
监管“大棒加萝卜”
打车软件的疯狂也开始令出租车监管部门“坐立不安”，面对种种投诉和不安全因素，监管层开始出手，一方面是棒喝，另一方面则是“招安”。
上海市交通管理部门近日出台新规，从3月1日开始，在高峰时段新增运力配置方案出台前，暂行实施每天7点30分到9点30分、下午4点30分到6点30分的早晚高峰时段，出租汽车严禁使用打车软件提供约车服务措施，以缓解高峰时段打车难。
而北京市交通委运输局在2月20日也发布规定称，驾驶员车内安装多个手机叫车终端，可能导致驾驶员因抢单而产生不安全因素的情况，为保证出租汽车运营服务安全，每辆出租汽车只允许安装一个手机叫车终端。
另外，上海交管局也规定，3月份开始，快的打车、嘀嘀打车将与多家出租车公司的调度平台进行技术对接，技术对接完成后，已经承接打车软件“约车”业务的出租车，其顶灯将能同步显示“电调”；而对已经载客运营的车辆，屏蔽发送业务信息。
在深圳，腾讯的大本营，嘀嘀打车于今年1月份就接入到了深圳市统一出租车电召服务调度中心平台。
当然，也有一些城市的监管部门因未看清形势而尚未行动，比如杭州的出租车运管部门则表示，将和物价部门保持沟通，而物价部门将对打车软件进行专项调研，包括软件加价行为是否合理。
而广州市交通委员会工作人员则表示，只要打车软件的运作不违反广州出租车管理条例，广州市交委暂时不会干预，由市场自发调节，市民除了使用打车软件之外，也可以正常使用电召平台服务。